（第365页）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基础。
由此，对人的克隆（被克隆出的人是被作为备用体对待的）及利用基因技术而对人体胚胎的取舍在人权学家看来，都是反人权的，因为它不是否定了人的主体地位就是把人客体化。集体人权是从个人人权中推导和派生出来的。
"1970年6月24日，日本最高法院对八幡制铁政治捐款案所作的判决中承认："法人与自然人一样，具有对国家政党的特定政策给予支持、推进或反对等的政治行为的自由。所以，在1776年，"人民"这个词的含义是相当狭窄的。"正是在这场惨无前例的大灾难中才孕育出了对普遍性人权的迫切需要和真切追求。其实，承认集体人权并不必然会贬损个人人权，但是，要实现个人人权却不能不承认集体人权。而且，当法人与自然人的人权产生矛盾和冲突时，应当对团体和法人的人权有所限制。
反驳这些观点的则除了宗教学说的支持外，更富有力度的理由是：其实，所有反对将胎儿作为人权主体的观点几乎都是从现实的功利性出发而不是从胎儿是否是人出发提出来的。但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言论和行动中，却难以找到对普遍性人权意义上的平等的诠释和对这种平等的追求。当代中国的领导者，同样选择的是在群众政治和科层政治之间寻求动态平衡。
对于中国的法律学人而言，最不熟悉的就是这一方法。……从这个经验里，我们找到了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因此，最后，混合体制的复调震荡，是一个混合体制的领导者所必须面对的现实处境。另一种态度，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
（第371页）确切地说，就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而言，实际上是两个步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是党的成功经验的不断积累：一九四二年，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解决共产党内部的矛盾。
（第397页）这些内容，尤其是对官僚主义的警惕和克服，都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学习。这些关于转变工作作风和改进执法方式的讲话，指导思想正是来自于《问题》一文的重要论述。但是，中国政治从未能彻底抛弃群众政治，迄今并且注定无法彻底变为科层政治。正如作家王蒙援引另一位作家张宇的名言：你想找农民么？不一定非得去农村，你所在的大学、研究所、领导机关、外事俱乐部……哪里不是农民？哪个教授，哪个艺人，哪个长官，哪个老板不是农民？[viii]尽管王蒙先生是带着羞愧与悲痛，引了这话来说自己的父亲，一个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
混合体制的变化是在振幅内的波浪式延展。正如汉宣帝的告诫，王霸道杂之，这是汉家自有制度。比如其中对于处理好西方经验与中国国情的关系，既有这样的论述：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早在1925年就指出的那样，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这就是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以下简称《问题》）。我的一些粗浅的意见，他已经在文中做了回应。
这其中除了文化自卑感、末世论信仰，[vi]归根结底，是不愿意理解中国政治和法治中的群众政治这一维度。中国法律人应当借此细心观察，这一回摆过程中的司法改革，能走多远，又会在什么时候触底反弹。
这意味着，从法民关系的角度来看，既要理解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与法民关系的共通性，也不能忽略法律职业的特殊性。[iv] 关于混合体制，参见休谟：《休谟政治论文选》，张若衡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xvii] 本文开篇提出的，是关于两种性质的矛盾的区分：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要求所有的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机关、团体，……都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中国法治在两条路径（职业主义与群众路线）之间的摇摆不定和左右平衡，正是中国政治在两条路线之间摇摆不定和左右平衡的体现。过于政治化和过于去政治化，都可能对司法实践和法治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在文章的最后，我想从以上思路出发，对当下的司法改革，再简单做几点评论。这篇文献包含的内容还有很多。
以下援引本文，皆出自本书。并且，两种性质的矛盾是可以互相转的。
其结果，要么是认敌为我，要么是把人民内部的矛盾也看作敌我矛盾，最终都会导致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后果。犯了错误，也得了犯错误的经验。
我也常常劝谏周围的年轻学生和青年学者，不要总盯着顶层设计和宏大理论，要眼睛向下，尽可能研究一些自己能懂的东西。引发这一思考的，就是我在《道路》中反复讨论的秋菊问题。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因为混合体制服从双重原则，是在两种构成要素之间波动，在没有彻底偏向一种政治原则之前，就会被另一种政治原则拉回到正态。
我相信阅读和批评本书对他并非难事。对于研究具体问题的学者而言，这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现在才有的，但是在各个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动态的中国政治，是太极图的不断平移，因此呈现为正弦曲线的波动延展。
中国的司法和法治太复杂了，变化太快了，问题太多了。政治的境界在于，既要保持两条路线之间的必要张力，这样才能有发展的动力，也要维持两条路线之间的基本平衡，这样才能有发展的延续。
（第页）？ 对于人民内部矛盾，还有另一种民主方法，即统一战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ii] 我当然也熟知这一传统。苏力教授、强世功教授（六益君的导师）都是这一传统的奠基者。中国政治的混合体制，就是这样一种复调波动的正弦政治。
混合体制的变化，如同一条正弦曲线，是在一个固定区间内波动延展。[v] 参见，凌斌：当代中国法治实践中的‘法民关系，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第401页）这也是我们重读这篇文章的意义所在。这里只能做一个简单扼要的梳理。
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如何防止人民内部矛盾演变为敌我矛盾，正是执政党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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